在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，汉中西乡县档案馆发现了一份清宣统三年的“执照”。

     执照四周为龙纹图案，内容记录了清政府颁发给本县丰富里（“里”是清时划分的征税片区，西乡时有18个里，“丰富里”主要包括城四门、私渡、两河口、沈家坪等地）粮户范成永，认定他为“僎宾”之事。

     何为“僎宾”？这得从中国古老的礼仪“乡饮酒礼”说起。

     乡饮酒礼又叫乡饮酒，最初就是乡人凑在一起喝酒，经历代政府提倡并逐步完善，遂成为古代社会敦伦常、行教化的官办酒会，是古代嘉礼之一种，并以此为载体将“尊卑有别、长幼有序、臣忠子孝、兄友弟恭”的儒家礼教精神灌输到社会之基层。

     周代时乡饮酒礼，以致仕之卿大夫为主持者，以贤者为“宾”，其次为“介”，再其次为“众”。仪式尊卑有别、长幼有序，升降拜答，皆有严格规定。周代这种集会，常于每岁正月择吉日举行。汉代以后各郡县往往于学校中行其礼。从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，则以州、县长官为主人行乡饮酒礼。

     特别注重该礼仪的时代是朱氏王朝的明代，朱元璋别出心裁地规定：乡饮酒礼遍及各州县之乡里。当时一百一十户为一里，各里必须举行乡饮酒礼。集会宴饮以里长主之，与会者，以善、恶分列三等，不许混淆。凡年高德劭、遵纪守法者为上等；凡役差、课税迟误及曾犯小过并被杖责者为次等；凡作奸犯科、蠹政害民及曾犯杖徙之罪者为末等。三等子弟分别坐次，不得混淆。如有不遵序坐者，以违制论处，可以告官流放。朱皇帝的目的是借乡饮酒礼将纲常伦理和道德教化施及大众。根据《明史?卷二十九?嘉禮十三》记载，乡饮酒礼之礼仪非常繁琐，非简言可道尽，有兴趣者不妨翻《明史》一阅。

     清代乡饮酒礼沿明旧制而行之不辍，于每年正月十五与十月初一各举行一次，由各府、州、县正印官主持，在儒学明伦堂举行。参加乡饮酒礼的嘉宾统称乡饮宾，乡饮宾分为乡饮大宾、乡饮僎宾、乡饮介宾、乡饮众宾，诸宾皆本籍致仕官员或年高德劭、望重乡里者充之，乡饮宾之人选由当地学官考察，并出具“宾约”，报知县（或知州、知府）复核。复核通过后还要逐级上报，由藩台转呈巡抚，由抚院咨送吏部，由吏部呈皇帝批准。被皇帝批准为“乡饮宾”的人，朝廷都要赏给顶戴品级，地方政府还要赠送匾额以示祝贺。

     乡饮大宾、乡饮僎宾、乡饮介宾、乡饮众宾皆有名额限制，以乡饮大宾为尊，名额一人；乡饮僎宾次之，名额一人；乡饮介宾又次之，名额数人；乡饮众宾更次之，名额多人。

     由此可知，当时西乡一粮户而能经层层报批，获皇帝批准为僎宾，并颁发执照，层层批转后送至本人，而在当年乃至后来的乡饮酒礼上，范成永以一粮户身份，在西乡最高地方长官主持的“酒会”上获得尊贵席位，该是怎样难得之殊荣！

     而根据这份文告记载，选拔、确认僎宾是不能由本地政府认定的，执照中写道：“特邀靖边县学调署西乡县儒学正堂”，还要有推荐人：“管学员张步洲等以齿德俱优等情举报”，最重要的是还要给范成永画像，下结论：“现年五十六岁，中身，光面有须。到学据查，范成永实系勤俭持家忠厚待人”。享受的政治待遇也不低：“蟒补顶戴荣身”。这样看来，这份“执照”更算得上是一份道德嘉奖令，西乡的粮户因为德高望重被朝廷任命为“僎宾”，这会让西乡人民多么的引以为荣！

     文告中推荐人、参与选拔、收到执照的人都要在自己的名字上朱笔画押，由此可见朝廷是如此重视选拔“僎宾”，选拔程序又是何等的严谨。更难能可贵的是从平民百姓中选拔出来的僎宾，而能参与到本地重大的官方主持的“酒会”，这对教化民众，促进官民交流，缓和官民矛盾，意义非凡。

     乡饮酒礼后来虽因教化的意义发生蜕变而日渐式微，至民国初年废坠，遂逐渐演变成年初的“会春酒”，成为民间自发行为。但作为儒家礼仪，其根本目的是敦化民俗，维护统治秩序，乡饮酒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导人们尊老敬贤、端正风俗的效果，又在法律法规之外柔性规范着人们的行为，合理调整着乡土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。作为参加者，务必要选用具有典型示范价值的人，为天下人做表率。参加乡饮酒礼的人，也以此为荣耀，许多人将曾作为某次乡饮酒礼宾客的事迹载于家谱，甚至于墓碑上。在为获得乡饮酒礼宾客资格的过程中，自觉养成了一种崇礼向善的意识，即我们常说的规矩意识。在观礼的过程中，普通百姓也会受到鼓舞，从而也自觉尊法向善，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。在这一点上，乡饮酒礼这一历史文化，对于今天的我们在聚集正能量，弘扬清风正气方面，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。